汪柏祥:当时，这里只有三名从湖南军政大学分配过来的女性。陈康涟到后四个多月，就被组织介绍给三营李营长结了婚，很快就有了身孕。这个消息使垦荒的军人们无比兴奋，同时也感到了某种紧迫――新生命即将诞生，而这里还一无所有。
十月怀胎，终于到了分娩的时候。那天，整个荒原都显得庄严而神圣，每个男人的心都十分激动，好像在迎接一个宗教圣典的到来。
地窝子外站满了人，烈日如火，但大家似乎一点也没有感觉到，屏息静气地站着，像一座群雕。
荒原上的厨房
母亲躺在土台上。四周的泥土使她觉得自己很像一粒正在挣扎着萌芽的麦种。一阵阵的剧痛使她觉得自己的身体被一次次撕裂了。她的手抠进了泥土里，那把土被她捏成了团。
两名女兵被她的痛苦搞得不知所措。不光是她俩。包括所有的人，都是第一次面对生产。因为这个营，还没有一个人做过父亲。
血不停地流出来，渗透了土黄色的军被，又渗进了土坑，渗进了泥土深处。
产妇的每一声呻呤，都撕扯着每一位军人的心，更不用说一阵阵撕心裂肺的惨叫了。他们没有想到，生育要经受这么大的痛苦。
李营长忍不住，不时地捶一下自己的头，又不时地捶打着泥土，最后，他冲进地窝子，问两位女兵，怎么样？
好像生不出来。
他听说后，转身冲出地窝子，大声喊叫，卫生员！
到！
你进去看看！
我？可我是男的。因为不好意思，卫生员的脸羞得像猴子屁股一样红，愣了一下，又说，我？营长，你知道，过去总是打仗，我也就包扎包扎伤口，平时看个头痛感冒的，对接生孩子，我可是想都没想过，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有没有这方面的书？
没有。
那你也得进去看看，这里就你一个卫生员，你要想办法，争取让孩子顺利地生下来。
卫生员红着脸，在地窝子门口犹豫着。
快进去呀！官兵们一见，着急地齐声对他吼叫起来。
他没有办法，很难为情地搓着手，红着脸，低着头，像个罪犯似的进去了。
过了一会儿，他满头大汗地跑出来，对营长说，嫂子失血很多，可能是难产，得赶快送师医院。
可怎么能快起来！到师部二百多公里，连一辆汽车都没有。营长绝望地说。
我们抬着嫂子往师医院去，多派一些人，轮流抬，跑步前去，这样稳当，比马拉车在土路上颠快些。一位战士说。
好，给师部发电报，让他们也派车来接。教导员说。
这是一支奇特的队伍，是生命的新生与死亡的一次赛跑。
沙漠炽烈的热浪蒸腾而上，每一个汉子的衣服都湿透了，像不是在阳光中，而是在暴雨中飞奔。由五十人增加到了男女老少一千多人。大家都在公路上奔跑着。
过了策大雅，终于看见了师医院的军车。当医生看到那么多的人时，吃了一惊，当产妇抬到他们跟前，他们更是不敢相信，不停地问：有这么快嘛，跟我们汽车的速度差不多了。
手术室就设在“道奇”牌汽车上，人们围着汽车，静静地等待产妇能脱离危险，期待着孩子能顺利降生。
产妇当时已昏迷不醒，不省人事。医生检查后，对营长说，幸好送得快，还可以保住大人的命。
那，孩子呢？营长都要哭出来了。
医生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他已经丢了。
这一次生育，使部队意识到，应该在基层设妇产医生。应该有会接生的人。因为和平意味着新生的开始。
所以，我一到轮台不久，营里就推荐我去学医。我到部队不久，就听说了营长妻子难产的事，我当时就想，自己如有可能，一定要当一名妇产医生，没想天遂人愿，心里自然高兴。
学了几个月后，我回到了荒原上。我回来那天，人们热烈地欢迎我，虽然我还算不上是一个医生，大家已尊称我为医生了。他们说，有了汪医生，再不会有初夏那令人伤心的事情发生了。
大家挖了一间地窝子，正式命名它为“戈壁休养所”――当时基层部队还不叫卫生所，都叫休养所，我是所长兼医生和护士。
不久，我就接生了第一个孩子――这可是这片荒原上第一声孩子的啼哭啊。
我高兴地跑出地窝子，大声宣布道，她生了，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
官兵们听了那消息，激动得双眼潮湿，大家齐声欢呼起来。
在我和官兵们的记忆中，那是最美丽，最神圣的夜晚。因为生命的诞生，那片荒原显得不再死寂，而是充满了生机。当新的一天到来，当太阳从东方升起，我们觉得这荒原的历史真正地开始了。
我现在已经六十六岁，我一直生活在塔里木盆地北缘的这个团场里，从我接下第一个孩子时，整个荒原上也就两千来人，现在人口已增加了十倍，荒原早已变成了绿洲。而经我之手接生的第三代正在茁壮成长。
女兵住的地窝子
我一直不愿意搬到城里去住。唉，怎么说呢，闻惯了这里的气味，泥土的、庄稼的、树的、野草的、还有我工作了一辈子的产房的气味，城里闻不到这些气味，我不习惯。还有人总希望我去接生，说我接生保险不说，孩子好养，不生病。
的确，我喜欢孩子，我一生最爱唱的歌是《睡吧，小宝贝》。我在接生第一个孩子时，就渴望能有一首歌，在接生时唱给产妇和即将临世的孩子听。后来，我看了墨西哥电影《生的权利》，听了它动人的插曲后，再也难以忘记，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写给那个孩子的，专门写给那个有一个苦难的母亲的孩子的――
睡吧，小宝贝，快安睡，你的黑妈妈在你身边。梦中会得到许多礼物，糖果糕点啊任你挑选，等你睡了，我就带上你去到天宫，在那天宫百花盛开，万紫千红，黑人小天使快乐无穷……
湖湘子弟满天山
朱楚湘：因为姐姐朱楚兰一个人进疆而全家出塞的事情，我原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那天，当母亲疲惫不堪地回到家中，说楚兰当兵走了，没拦回来。大家都以为她是去了朝鲜。结果却是新疆。
母亲和所有含辛茹苦拉扯儿女成人的母亲一样，害怕孩子们有个什么意外。
很多湖南女兵现在已经埋骨天山
我们在老家时曾听说她们到新疆满三年后就能回来。没想到第三年时，收到姐姐的信，说她已经结婚，又过了不久，知道她的第一个孩子已怀上了。我们当时就感觉她不会回到湖南来了。
这一切在我们看来，太不可思议了。真的无法想象姐姐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自她怀第二个孩子时，母亲就想过去帮她。但姐姐想着自己在安集海开荒，吃得差，住的又是地窝子，劳动强度又那么大，怕母亲见了伤心，就没答应。直到她怀第三个孩子搬到石河子时，才答应让母亲去。
看着母亲独自一个人上了火车，我们感觉母亲再也回不来了。不想，她一个人到了新疆，找到了姐姐那里。收到姐姐的来信，我们真是不敢相信。但她的确没再回来，她成了我们家继姐姐之后，第二个走向天山的人。
第三个就是我。
我当时在湖南省税务局工作。到新疆来，主要还是因为思念母亲。还有就是觉得大西北艰苦，能锻炼人，刚好我写信给姐时，干部处的人见我的字写得好，信也有文采，就半开玩笑地对姐说，我们这里需要你弟这样的人才，你能不能把他动员过来呀。
姐说，让我试试。
她就写了一封信来。我想母亲在那里，去就去吧。信去后不久，新疆发给湖南省人事厅的调函就来了。我走了三十五天，终于到了冰天雪地的石河子。
但我没想到的是，二姐和弟弟也随后来了。
二姐朱楚馥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岳阳一所中学任教；姐夫朱获毕业于北京大学，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后，下放到了河南焦作教书。当时两人分居两地，政治压力又大，加之家中除了自己和弟弟以外，都去了新疆，所以，五九年二姐也以探亲为由，带着九岁的弟弟到了新疆，安排在农八师中学教书。
荒原母亲雕像
姐夫后就被安排在农八师中学教高中的物理。他是这里的第一个北大毕业的知识分子，也是这里的第一位物理老师。后来姐姐和姐夫都成了高级教师，都荣获过农业部“从事农垦教育30年”荣誉证书，他们为兵团培养了大批人才，早已是桃李满天下了。
我主要从事文秘宣传工作，主持和参与编修了五部史志著作，近三百万字。弟弟是一名基层领导干部。
五十年过去了，一家人在新疆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由一个人发展到四代近五十口。除了还未成人的第四代，大多为知识分子。大姐十七岁入伍，母亲四十四岁入疆，她们都已埋骨天山。虽然业绩平凡，但自从建国之初毛泽东主席借鉴历代西域屯垦戍边的成败得失，将驻新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十万名官兵集体就地转业至今，能发展到二百多万人口，能在寸草不生的荒漠戈壁上开垦出一千四百多万亩耕地，修建六点四万公里水渠，九十三座水库，能年产粮食十多亿公斤，年产棉花一万一千万公斤，能兴建一千三百多个工矿企业，工业总产值能达到三十多亿元，能拥有商业机构近三千个，在一九八八年的商品零售总额就能达到十八亿多元；能修桥筑路近两万公里，能有高等院校十二所，中等专业学校三十七所，普通中学近六百所，小学一千二百余所；能有科研机构一百多个，卫生机构六百五十多个，正是因为有这些普普通通的人。
虽然我们全家来疆的目的各不相同，但和许许多多来自五湖四海的儿女一样，被这块神奇的土地吸纳到了这里。
这是命运，这也是这片土地对我们的恩赐。
她无疑已是我们的故乡。
我还要说的是，如果说当年赞扬左宗棠的那句“湖湘子弟满天山”的诗，还只是前人的一个梦想的话，如今这个梦想已经变成了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