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生死：死后寂寞，没人记得，我不怕，我求之不得。死了就安静了。
关于财产：准备捐给公益事业，但不会以钱先生或者我的名义命名，捐了就捐了，还留名干什么？
关于女人：女人活在世上要比男人吃亏一点，吃亏就吃亏吧！我是吃亏主义者。
关于文化：中国的语言是我们喝奶时喝下去的，我们怎么也不肯放弃的。
钱钟书先生已去世两年了，杨绛先生近况如何？作为他们的读者有时便会掩卷自问。这种内心发问恐怕不只是我，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为此，笔者冒昧拨通了杨绛先生的电话，说想采访……得到的答复不出预料，杨绛先生婉言谢绝。说："来日无多，闭门谢客，不接受任何媒体的记者采访……"放下电话，我虽理解先生的婉拒，但心中犹为不甘。过了一段时间我又拨通了电话，我说："想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见见您，就算是关心您的读者之代表如何？"杨绛先生在电话中沉了一会儿……末了，说："好吧！你就算一个小朋友来做客，陪我老人聊聊天吧。"
杨绛先生的确把我当成了忘年交。我们无话不谈，一聊就是两个多小时。后来，在我告别她时，先生送了我一本她刚翻译出版的《斐多》，在扉页上称"吾为小友"。回到家再翻那书，见那字迹圆润，工整有力，如硬笔书法一般，完全看不出是出自一位90高龄的老人之手。
留名干什么？
杨绛先生的气色不错，银发丝紊不乱，穿着干净素雅，脸上还有一层淡淡的红晕。整个家没做过多的装饰，水泥地在阳光下泛着一种青光，写字桌上的书籍资料也整齐有序，让人感觉特别清爽。杨绛先生说："家里的一切都保持钱先生在时的旧样。"然后指着那个大写字台说，"钱先生在世时就坐这里，现在他不在了，我坐这里。"
我问："钱先生已去两年了，在他的忌日您是怎么纪念的？有什么仪式吗？"
杨绛回答："什么仪式也没有，他和我都不爱仪式。"
"最近您正忙什么呢？"我问。
"我不忙什么。钱先生去了，女儿钱瑗也去了，留下我打扫现场。"
对于杨绛先生的家事我不敢过多触及，我怕引起老人伤心。我连忙转移话题，问："您是说把这个家散了？是不是准备以钱先生或者您的名义设立一个文学奖之类的？"
杨绛说："捐肯定是要捐的，准备捐给公益事业，但不会以钱先生或者我的名义命名，捐就捐了，还留名干什么？"
"那么您最近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
"忙很多事呢。所以我不欢迎一切外来干扰。"
"您的身体很好，能活到100岁以上。"
"那就太苦了，我这几年活过来就不容易。我为什么要翻译《斐多》呢？这是一本非常难译的书，我就想把精力全部投入进去，忘了我自己。这本书的第一版一万本已销完了，明年就是第二版了。现在我就算是休息过来了，开始做我分内的事。我不想活得长，活着实在很累。"
不愿做名人
在钱钟书先生在世时，他从来不见记者，不上报纸，也不上电视。甚至一些所谓的学术活动也不参加。钱钟书先生去世后，杨绛先生也如出一辙。他们为什么拒绝媒体呢？虽然外界对此也有不少说法，杨绛先生甚至还出过一本叫《隐身衣》的书。在书中杨绛曾问钱钟书："给你一件仙家法宝，你要什么？"结果两人都要隐身衣。隐身于书斋，遨游于书海，即便出门最好是人家都视而不见，见而不睹，"万人如海一身藏（见苏轼诗）"。作为一个记者当我面对杨绛先生时，我不由问起这个问题。杨绛笑笑，说："不见记者倒不是对媒体有偏见，主要是怕他们写我们，破坏我们的安静。"
"您的信息来源是通过报纸来的多还是电视的多？对网络感兴趣吗？"
"对于网络我就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关注了，省省眼睛，我是新时代的文盲（笑）"。
"除了《参考消息》还看什么报刊？"
"都看看，看些要闻。报刊很重要，不过可以少一些，不需要这么多。我其实很羡慕做一个记者，假如我做记者我就做一个像《焦点访谈》那样的跟踪记者，或者战地记者，有一定危险性和挑战性。但是，我不愿做追逐名人的记者，访什么名人呀！（笑）"
虽然杨绛先生的这番话让我赦然，但我还是被她的坦率打动了。我说："虽然您不想当名人，但您还是早早地出了名，据说比钱先生出名还早。"
杨绛先生笑了，说："这就证明出名没什么价值。我的剧本只是进步剧团用来掩盖抗日运动的小戏。因为没有政治气味，还卖座。当时我怕出丑，广告上用了'季康'两字的切音。我家里的姐姐妹妹嘴懒，总把'季康'叫成'绛'。我就用了'杨绛'这个假名。"
杨绛成了杨季康的笔名，一直用到现在。在这个过程中杨季康这个名子消失了，杨绛这个名字却深深地在人们的心中扎下了根。当年，杨绛声名鹊起之时，钱钟书却默默无闻。
一次，他们一起去看《弄真成假》，回家后，钱钟书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然后把主要情节告诉了杨绛。杨绛听罢大为高兴，催他快写。为此杨绛让钱钟书把大学的授课时间减少了，为了维持生活，杨绛连女佣也不雇，家里的杂活自己全兼了。杨绛从小生活在优越的家庭里，哪里干过劈柴、生火的事，整天弄得满脸油烟十指黑的。她急切地等待着钱钟书完成小说，就是做"灶下婢"也心甘。终于，钱钟书一鸣惊人，小说《围城》凌空出世。
我只拿60分
杨绛先生是一位著名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学者，同时她也曾经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这么多角色杨绛先生是如何把握的呢？在不断的角色转变中她有何感想？
杨绛说："做女人肯定比做男人苦。我一直抱歉的是没有做好一个妈妈，妻子做得也不够好，女儿也做得不够好。一个女人有好几个领域，每个领域我只能拿60分。"
"很多人都觉得您做妻子是最好的，否则钱先生在学术上不会有这么大的成就。"我说。
"那钱先生做丈夫也是最好的！"杨绛骄傲地说。我不由笑了，没想到90岁的她还反应这么快。"那么作为一个学者您认为自己如何？"
"我不是学者，这一点我与钱先生和女儿钱瑗不同。钱先生是学者，女儿钱瑗再活下去也是学者，我不是学者。"
据悉，钱钟书和杨绛的女儿钱瑗去世时将近60岁了，可是她在父母面前，女儿还是女儿，永远也长不大。杨绛先生不承认自己是学者，她认为自己只干了一些本职工作。其实杨绛先生可谓著作等身，有剧本《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小说有《倒影集》、《洗澡》；论集有《春泥集》、《关于小说》；译作有《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在今天还译了柏拉图对话录之一的《斐多》。杨绛先生说，"总而言之，是一事无成。"
杨绛说："回国后因为孩子的原因不能去内地，只有钱先生孑身一人去西南联大。作为妻子我应该陪他一起去内地的。在上海我做了中学校长，还兼高三的英文课，作业都改不完，根本没时间陪孩子玩。做女儿呢？在父母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在国外。我回国，我母亲已经去世了。"
我问："您的专业好像和教育无关吧，怎么做了校长了？"
"我开始学的主要是理工科，后来是法律和经济。"
"从资料上看，您的父亲是上海著名的大律师，他当时却反对您学习法律的。"
"我学法律主要是想帮助父亲，可是父亲坚决反对。因为那时候的女律师名声不好。所以我也没能帮父亲。一个女人的领域太广了，要做妻子、做母亲、还要工作，各个领域很难照顾。我看现在的女人也一样苦。的确，女人活在世上要比男人吃亏一点，吃亏就吃亏吧！我是吃亏主义者。"
杨绛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她心平气和地和你交谈着，语言简洁，娓娓动听，脸上的微笑像一缕和煦的阳光，让你觉得很温馨。可是，这样一个老人在"文革"中吃了太多的苦。社科院的"文革"开始得比较晚。杨绛和钱钟书都被"揪出来了"，然后是无休无止的陪斗。在一次陪斗中杨绛被剃成了"阴阳头"，害得她整夜不睡，做了一顶假发，大暑天戴上，闷热不堪，也不敢坐公共车，上班只好步行。当时在社会上被剃了阴阳头的，就像过街的老鼠人人都会喊打。"文革"期间杨绛的主要任务是扫厕所，杨绛爱干净，把厕所打扫的一尘不染，连水箱的拉链都致细擦干净。而且注意通风，没有臭气。这个女厕成了她的"休息室"和"避难所"。红卫兵一来，她就躲入女厕。
这一段经过，杨绛先生在《丙午丁未纪事》中，讲得很详细。
没有恐惧感
"您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在1949年时完全可以离开大陆的，为什么留下了呢？"
"很奇怪，现代的人连这一点都不能理解。因为我们爱我们的祖国。当时离开大陆有三个选择，一个是去台湾，第二个是去香港，第三种选择去国外。我们当然不肯和一个不争气的统治者去台湾；香港是个商业码头，我们是文化人，不愿去。"
"为什么不出国呢？"
"我们的国家当时是弱国，受尽强国的欺凌，你们这一代是不知道，当时我们一年就有多少个国耻日。让我们去外国做二等公民当然不愿意。共产党来了我们没有恐惧感，因为我们只是普通的老百姓。我们也没有奢望，只想坐坐冷板凳。当时我们都年近半百了，就算是我们短命死了，就死在本国吧。"
"当时外国聘请您们，您们都拒绝了？"
"很多外国人不理解我们，认为爱国是政客的口号。政客的口号和我们老百姓的爱国心是两回事。我们爱中国的文化，我们是文化人，中国的语言是我们喝奶时喝下去的，我们是怎么也不肯放弃的。"
"我十分理解您的爱国之情，可是国内历来的政治运动让您们吃了不少苦，现在后悔吗？"
"没有什么后悔的，人活着不一定全是为了享福。现在许多年轻人出国就是为了挣钱享受。活着为什么？挣钱，然后花钱，花钱又挣钱，活着有什么意思呢？我们老一代有许多人活着不是为了挣钱，好像还有一种理想的追求！"
"您已是90高龄的人了，您是怎么看待生与死的？您怕死吗？"
"生、老、病、死都不由自主。死，想总是不会舒服。不过死了就没什么可怕的了。我觉得有许多人也不一定怕死，只是怕死后寂寞，怕死后默默无闻，没人记得了。这个我不怕，我求之不得。死了就安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