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誉参半傅斯年

 胡适、傅斯年和叶公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三位风云人物。开玩笑打个比方：他们是三驾马车。胡适率头，傅、叶是哼哈二将。一九四八年胡适角逐总统之初，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点火于密室时，胡适请的就是这两位“哥们”。

    胡适是恂恂一儒者，做学问深，从事政治平平；叶公超做学问平平，玩政治更是平平。傅斯年做学问，兼问政治。学而优则“不”仕，令人刮目的是他那民族情怀和敬业精神。谁都不否认，他是一个众议猬集、褒贬不一的人物，一个大家都感兴趣的话题。

    主张抗战保中华

    傅斯年是“一个肥头胖耳的大块头，他有一头蓬松的乱发，一副玳瑁的罗克式的大眼镜。他经常穿著那时最流行的大反领abc衬衫，不打领带，外面罩上一套哔叽西装，那副形容，说起来就是那类不修边幅的典型，但却显示了与众不同的风度。他似乎永远是那么满头大汗，跟你说不上三句话，便要掏出一方洁白的手巾，揩抹他的汗珠。”

    朋友们叫他“傅胖子”，取其形。抗战期间在重庆，他与李济、裘善元赴宴。宴毕，主人替他们雇好三乘滑竿，裘善元第一个出来，抬夫见他胖，不愿抬，大家推让。第二个走出来的是李济，比前一个更胖，剩下来的四个人又互相推让一番。等到傅斯年走出来，剩下的两位抬夫，扛起滑竿拔腿就跑，弄得主人很狼狈。后来，他“参政”了，持续向“皇亲国戚”宋子文、孔祥熙宣战，世人誉他“傅大炮”，撷其神。

    有人说，他与胡适一样，是位“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复杂人物；也有人说，他是知识分子中惟一一个敢在蒋介石面前跷起二郎腿说话的家伙。而傅斯年也姑妄言之：“谁都没有资格骂胡适之，只有我可以骂，只有我才有资格骂。”他也真敢“犯上”：竟在一份蒋介石为孔祥熙（中央银行国库案）说情的绝密函件上钩出要害处，并在“委座”的名侧大笔一挥批道：“不成话。”究其本质来说，傅斯年是小骂大帮忙。他对国民党政府不满，不过，他总认为国民党政府是合法政府。他对共产党存有极深的政治偏见。他帮国民党政府革除弊病，刷新政治，是知识分子特有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对士人品格的发扬。其目的是维护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地位，根子是对现政府的拥戴和对蒋介石的忠贞不贰。这也是蒋介石能容忍他的所在。

    傅斯年（一八九六―一九五○）山东聊城人。家世颇显赫，远祖傅以渐是清朝第一位状元，乃父傅旭安系光绪二十年举人。他九岁丧父，由祖父傅淦抚养成人。 

    “九一八”事变，北平学者集会，谴责日军侵华罪行，傅斯年即席讲演，首倡“书生何以报国”的话题。当时，日本为寻找侵华的借口，杜撰“满蒙”历史。傅斯年就邀史学界同人，挑灯夜战撰写《东北史纲》，驳斥日人指鹿为马的胡说。同时，他又委人将“史纲”主要部分译成英文，递交给“国联”，促使国联做出声明“东北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各国共认之事实”。

    次年，傅斯年在《独立评论》和《新青年》上发表了《中日亲善？？！！》和《中华民国是整个的》等分析评论时局的文章，极力主张抗战，反对妥协。

    战火蔓延到平津外围，有人害怕，发起建立北平文化城运动，想把北平变成“中立区”，以避战乱。傅斯年揭竿反对，认为此举“有损于国民人格”。以致在他读到胡适的《保卫华北的重要》一文后，大动肝火，认为这是胡适在附和政府的妥协政策，宣称要退出《独立评论》，与胡适断交。后由丁文江调停才作罢。在民族社稷的大事上傅斯年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冰炭不容，哪怕是师长！他说：“适之是自由主义者，我是自由社会主义者。”胡适也感慨：说傅斯年是他“最好的诤友和保护人”。

    嗣后，日人网罗我民族败类，阴谋实行“华北五省自治”，主操北平政务的萧振瀛在教育界人士座谈会上大放厥词，说“在日人面前要保持沉默”之类。傅斯年听罢，愤然作色，拍案而起，对这种公然为敌张目、有损民族人格的言论痛加驳斥。傅斯年指出，华北“自治”的结果，只能是“外治”，只能是“亡国”。

    抗战开始了，傅斯年提出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组成“西南联大”的方案。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重庆，傅斯年高兴得冲到街上，一手拎酒瓶喝酒，一手拿拐杖，把帽子挑在拐杖上乱舞……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被任命为北大代校长。他一再表示：凡做了“伪北大”的教员的，北大一律不聘。周作人、容庚即在此列。容庚曾跑到重庆拜访傅斯年，傅见面就大骂：“你这民族的败类，无耻的汉*，快滚，不要见我！”次日《新民报》以此大做文章，题为《傅孟真拍案大骂，声震屋瓦》。

    曾在“伪北大”任过职的人员，采用多种方式向傅施加压力，组织请愿并以罢课相挟。傅斯年毫不示弱：“就是杀了我也要说上面的话！决不为北大留此劣！”并毫不手软地对“伪北大”校长鲍鉴清提出控告。

    但也必须指出的是，“西安事变”发生以后，傅斯年完全站到蒋介石政权一边，而把张学良看作是民族的罪人。所以他在《中央日报》上连续发表文章，抨击张学良，主张武力讨伐。后来共产党从中调停，说服张学良放了蒋介石。傅斯年在致胡适的信中对这一做法表示满意，但他对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表示怀疑，特别是对共产党与苏联保持密切关系尤为反感，“抗俄反共”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

    为了促进国共合作，一九四五年六月二日，傅斯年以无党派人士身份，联合国民党、民主党的黄炎培、章伯钧等七人，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正式提出访问延安，六月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等覆电，钦佩其以国家利益为怀，并表示欢迎。七月一日，傅斯年一行六人在王若飞的陪同下抵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亲自到机场迎接。

    傅斯年与毛泽东是二十多年前的北大旧识。傅在他的《〈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中列举全国六大“最有价值”刊物中，就有毛泽东主办的《湘江评论》。在谈到五四运动时，毛泽东称颂傅的贡献，傅则以陈胜、吴广自况，说你们才是刘邦、项羽。毛泽东报之以微笑，并未作正面回答。傅向毛索要墨宝，毛遵嘱慨允，条幅上写道：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唐人咏史诗一首书呈

                           孟真先生

                                             毛泽东

    毛泽东还附一亲笔信：“孟真先生：遵嘱写了数字，不象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间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语以广之。敬颂旅安  毛泽东上  七月五日”

    据说此物均藏台湾研究院史语所傅斯年档案中。

    怒轰蒋家二重臣

    “孟真贫于财，而富于书，富于学，富于思想，富于感情，尤其富于一股为正气而奋斗的斗劲。”罗家伦评论傅斯年如是说。

    傅斯年的好友、同学朱家骅、罗家伦等都先后入政界，操持一方权柄。傅也有多次机遇，国民党政权也屡屡示意欲委以重任，傅斯年不为心动。当胡适顾盼垂青某个官位时，傅斯年致信胡适，提醒他不要做有损自己“名节”的事，并揭露当局拉名人做官是“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傅斯年不喜欢从政，但愿参政。他的逻辑是：“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久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他考虑的“奋斗”方式是，“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一个迂腐的酸儒也。    

    国民党的参政会始于一九三八年。自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参政会共举行四届十三次会议。傅斯年连续四届被推选为参政员，并多次担任“驻会委员”。一九四五年蒋介石打算在北方知名人士中补选一名国府委员，他钦点傅斯年，并亲自召见傅，面提此事，傅力辞不允。事后，傅斯年致长信于蒋，再表绝不从政的志向。信云：“斯年实愚戆之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偶为一介之用。”“此后惟有整理旧业，亦偶凭心之所安，发抒所见于报纸，书生报国，如此而已。”他又写信给陈布雷，请他向蒋进言，别再拉他当官。

    傅斯年有个雅号“傅大炮”，最令人拍手称快的是在“太岁”头上动土，炮轰孔祥熙与宋子文了。

    孔祥熙与蒋介石关系渊深，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行政院长达十年之久，政绩无有，劣迹昭著。傅斯年从孔氏的人品、才干、政务等诸方面列举多条劣迹，上书蒋介石，要求罢免贪污腐败分子孔祥熙。信发出，如泥牛入海。傅斯年十分气愤，利用参政会舞台，多次质询孔，并督请政府“整刷政风”。

    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二日，傅又写信呈蒋，从才能、用人，从纵容夫人儿子与不法商人勾结、发国难财等六个方面，全方位地抨击孔。言据凿凿。可蒋介石仍不动声色，这更激怒傅大炮。他千方百计搜集孔氏贪赃枉法、以权谋私的材料，准备在参政会上公开揭露，弹劾孔祥熙。这时在美的胡适闻之，写信劝阻，傅斯年不听，决意“除恶务尽”，抓住六起贪赃大案中影响最大，手段最卑劣的美金公债案（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同意借给中国五亿美元。孔祥熙决定从中拿出一亿作为美金储蓄准备券。后因觉有利可图，其手下央行国库局长吕咸以巧妙方法为孔氏鲸吞了大量美金一案）。

    中央银行国库局正直人士，揭露孔祥熙一伙营私舞弊的内幕，并将有关“炮弹”提供给傅斯年。傅拟成提案，交大会秘书处。外交部长王世杰担心事态扩大，怕被人作为借口“攻击政府，影响抗日”，劝他歇手为安。傅斯年不以为然。蒋介石也感到棘手，先是以避免造成国际影响为由，制止傅在参政会上提出此案，后来再以争取世界各国对抗战的支持，以国家利益为重为由，请傅改变解决问题的方式。一提国事为重，傅斯年答应退让一步，决定将提案改为质询案公之于众。

    一九四四年九月七日，张群向参政会作完施政报告后，傅立身发难，怒斥孔祥熙私办公司、倒卖黄金、行贿等五大劣迹，并郑重声明，愿意到法庭对簿公堂！会后蒋介石设宴相邀，要“摆平”傅斯年。

    席间，蒋问傅：“你信任我吗？”

    傅答：“我绝对信任。”

    蒋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

    傅一听，十分激动：“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最终，蒋介石迫于强大社会舆论压力，终罢免了孔祥熙。

    孔祥熙下台后，蒋介石安排他的妻舅宋子文接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上台后，他打着抗日救国的幌子，牺牲中产阶级利益，他与孔祥熙等借外汇市场开放之机，利用只有他们才拥有的官僚企业进口许可证，大肆进行非法进口倒卖活动，越演越烈，最后酿成一九四七年以上海为中心的席卷国民党统治区的“黄金风潮”。

    傅斯年忍无可忍，在《世纪评论》（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五日）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再次宣战。文中，他又写道：“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

    文章面世后，各报纷纷转载，全国上下群情激愤，这一炮又把宋子文轰成过街老鼠，灰溜溜地辞职。

    执掌名校受尊崇

    关于傅斯年的才干，时人几乎是交口称誉，胡适更说：“孟真有绝顶的天才。”

    傅斯年一九一三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大预科乙部（经史），与顾颉刚、沉雁冰、俞平伯、毛子水同窗。后在胡适的引导下，投入到新文化运动中去。一九一八年傅斯年与罗家伦创办《新潮》杂志，担纲主编，请胡适作顾问。

    《新潮》问世四个月后，五四运动爆发，他自然地成为北大新文化运动中的一员学生领袖。五月三日晚上七点，傅斯年与“新潮社”社员参加北大千人集会，五月四日，他主持被推举的二十名学生代表会议，商讨策划游行路线，下午二时半，示威开始，他扛着大旗走在前面……

    遗憾的是傅斯年与五四运动，最后没有画上圆满的句号，半途而废。根据傅乐成的《傅斯年先生与五四运动》一文说，五月五日，傅斯年与一陕西籍学生发生口角，两人拳脚相加，傅斯年眼镜被打掉了，一气之下，他宣称不再过问学生会的事情。在政治上傅斯年是幼稚的。他对当时的社会发表评说虽然尖刻，但不深刻地指责。他始终认为，革除社会弊病，不能使用暴力，不能使用政治手段，最有效的办法是组织请愿。于是，他离开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并参加官费考试出国深造，溜之大吉。

    傅斯年一生颇自负，因对蒋忠贞不贰受到非议，但他在学术上的贡献是人所共知的：他树立了史料学派大旗，创办了中研院语言所，并出任北大代理校长，重建战后北大和执掌台湾大学。

    傅斯年在用人上，打破人情、地域观念，不讲背景，惟才是举。他有句名言：“总统介绍的人，如果有问题，我照样随时可以开除。”说他恃才傲物，也决非空穴来风。他与顾颉刚是老友，傅到中山大学当历史系主任，不顾鲁迅反对，把顾颉刚请去办语言历史所，但只共事一年，双方便交恶“十五年的交谊臻于破灭。”他自以为是，对顾的疑古学派缺少应有的学术宽容。这大概是道之不同不与之为谋吧。

    他爱才如命。创办语言所时把赵元任等精英揽于麾下；抗战时在昆明，陈寅恪住三楼，他住一楼。每次警报一响，大家“闻机而坐，入土为安”，往楼下防空洞跑。而他却向三楼把患眼疾的陈寅恪扶下楼来，一起进洞。

    早年在北大读书时，他立志以从教终其一生，他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傅斯年在坚辞未果的情况下，接任台湾大学校长职务。他将“敦品、励学、爱国、爱人”立为校训。当时，岛上反蒋情绪高涨，学潮不断。有人在报上发文章指控台大“优容共产党”。说某某把院系变成亲共势力温床。傅斯年不怕，针锋相对在报上批驳，说“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学校不兼警察任务”，反对肆意在师生中搜捕共产党。

    追述一九四五年他处理西南联大学潮，在会见警备司令关麟徽时，他当面斥责说：“以前我们是朋友，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是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能沉默吗？”必须提及另一面的是，在处理肇事凶手问题上，傅斯年在表面上与当局态度有所不同，但最终还是坐在一条板凳上了。傅斯年在骨子里认为学潮是共产党煽起的。对他反共的立场，蒋介石暗偏和信赖。显然，蒋介石看中的并非傅的人品和学问，而是发挥他的政治作用而已。

    一九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在蒋梦麟主持农复会会议上，他在回答参政员郭国基质询时，脑溢血突发，猝死。    

    傅斯年一生廉洁，两袖清风；廉不言贫，勤不言苦。

    一九四三年在重庆，他的血压已很高，为了贴补家用，他不得不挑灯夜战写稿子。一九四九年到台大接任校长，立即辞掉“立委”，坚持靠薪俸生活。在他去世前几天，他还托刘瑞恒先生，嘱有人去港替他带一件上身西装（他有两条裤子，上身破了），价位不超过一百港币。刘说稍为象样一点的都得一百五十元港币，他都表示为难，遑论其它了。

    十二月三十一日，傅斯年追悼会在台湾大学法学院礼堂举行，有五千余人参加。蒋介石亲临致祭。

    为纪念校长傅斯年，台大在实验植物园内建造一罗马式纪念亭，墓前立有无字碑。并将此园命名为“傅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