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走单骑》编剧邹静之专访

　　作者：罗四鸰
　　
　　“不伸手，仍可拥抱；天空下，总有真情。”近日，张艺谋的新片《千里走单骑》在全国上映，质朴简单的故事，却赢得无数观众的眼泪。究竟是什么打动了他们？是影片里萦绕的温情与孤独，还是其中蕴涵的人生意义？每个人都有其自身的感受。影片编剧邹静之也不例外，看着屏幕上自己编织的故事，他也有着万千感触。平安夜的晚上，在家中与朋友聚会的邹静之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电话专访，为观众现身说“戏”。
　　
　　“看完电影，最大的感触是无奈”
　　
　　没有帅哥美女，没有曲折情节，没有煽情表演，两对默默寻找各自心路历程的父子却轻松赚取了观众的大把眼泪：有人被打破隔膜，重新修复的父子亲情所打动；有人伤感于影片自始至终都挥之不去的孤独；有人将电影解释为“人与人应该摘下面具真诚相对”；有人则看到一种“逃避”、一种自我寻找的过程……
　　对此，邹静之解释道：“这其实是一个充满歧义的故事。不过，我在写的时候可没有想到这么多，这些都是观众、评论家们的感受。”
　　邹静之自己已经看了两遍《千里走单骑》，第一次是在北京，第二次是在东京电影节上，他认为，这不是一部看完了之后，就能轻易走出来的电影。“不过，我的最大感触是无奈。它所表现出来的无奈，是人生的，带有哲学的意义：有中国傩戏的那种感觉，面具后面到底是哭还是笑？高田试图挽回与儿子的关系，他十分努力，但结果儿子死了，最后也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是不是真的原谅了自己，结果非常无奈，这种无奈是悲剧，也可以说是宿命。”
　　他认为，《千里走单骑》的独特之处还在于讲故事的方式。“影片是以此故事来讲彼故事。一开始，讲一对日本父子有着根深蒂固的矛盾，似乎值得期待，然而故事却没有按此发展下去，而引出了一对中国父子的故事，这似乎与前面的故事没有关系，但其实笔笔都还在讲着前面那个故事，如高田同意不让杨杨去见父亲，其中就暗示了高田曾强迫自己儿子做不喜欢的事情。这种复调结构与张艺谋以前电影的线性结构有很大的不同。”
　　
　　“剧本前后写了十九稿”
　　
　　15年前，高仓健第一次来中国，便提出与张艺谋合作。后来影片《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在东京首映，高仓健特地为电影作了推荐，并委派自己的弟子中井贵一给张艺谋献花，再次表达了合作的意愿。
　　张艺谋透露，接受了高仓健的邀请后，真正动手写剧本是6年前的事情，但前后换了十几个人，其中不乏名编剧，但都没有写成。他说，“那时几乎每年高仓健都会关切地问剧本创作怎么样了，我都说正在进行，心里却很绝望，心想要是再拖两年还没有合适的本子，他的年纪就更大了，实现约定的机会更渺茫。这时，邹静之出现了。当时读完他的本子，第一感觉是，终于可以拿着这个剧本进行创作了。我得感谢他，是他让我看到了曙光，给了我后来创作的方向。”
　　但是，这个当初让张艺谋看到曙光的本子与现在的电影已经完全风马牛不相及。邹静之说：“《千里走单骑》的剧本前后写了两年多，仅剧情大纲我就写了十九稿，在我的电脑中关于这个剧本有36个文件，几乎可以编十多个故事。”
　　
　　“艺术片的生命力肯定大过商业片”
　　
　　对电影《千里走单骑》，邹静之用一句话做总结：“电影完成得要比剧本好！”对导演张艺谋，邹静之有点“发怵”。他说，张艺谋对工作的执著和勤苦很难为外人道，为了说一场戏，他能够8个小时不吃不喝，如果说《千里走单骑》的剧本成功了，也得力于他对影片大局的把握。他觉得，二十年来，张艺谋依旧站在中国电影的最排头，我们应该向他致敬，相信中国绝大多数的编剧都愿意跟他合作。
　　一片叫好声中的《千里走单骑》能否叫座呢？邹静之认为，商业片叫座不叫好，文艺片叫好不叫座，似乎是现在的一种必然现象，但从长远来看，艺术片的生命力肯定大过商业片。他说，商业片是一个盛宴，吃不饱，吃的是形式，菜上来就凉了；文艺片则是家常菜，就像上海的阳春面，做得好便很可口；商业片讲求的是“术”，像平地一声炸雷，爆发力大而后劲不足；文艺片则从“道”出发，看时如抽丝，要慢慢咀嚼。他说自己非常怀念当年那些老电影，也很庆幸自己大半辈子生活在没有电脑的年代，但现在是一个技术的年代，商业片大行也是必然的。电话中，邹静之的语气透露出几分无奈，不过，他依然相信，会有既叫好也叫座的文艺片。
　　因写《康熙微服私访记》、《铁齿铜牙纪晓岚》、《五月槐花香》等电视剧而被称为中国“第一编剧”邹静之表示，如今他已放弃写电视剧。他说，一部电视剧是一个大工程，是一个重体力活，自己身体已不济。但他表示不会“封笔”，“我迷恋写作，迷恋讲故事，迷恋在文字中周旋，今后我会把创作转到电影和舞台剧上来，刚写完了吴宇森的《赤壁之战》，后面还有一些电影和舞台剧的创作计划。”
　　
　　来源：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