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反刍：重读民国通俗小说

　　作者：杨义
　　
　　进入20世纪的中国文学，曾经经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观念革命。以“五四”为标志的文学革命中，中国传统那种文史混杂、文笔并举的“杂文学观”，彻底让位于从西方传入的，以承认文学价值独立为主要特征的“纯文学观”。同时，启蒙主义的旗帜下，在传统文化中一向处于低位的小说、戏曲，一跃获得了与诗文一样的文坛正宗地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场革命虽然提升了小说、戏曲的地位，却并没有取消人们文学观念中高低雅俗的对立。章回小说就被贬为“旧派”，在一种新的新/旧，雅/俗的对立秩序中，被放逐到了新文化的下层和边缘。
　　这种局面的造成，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一方面，由于其衍生的文化背景和现实条件，“通俗小说”始终未能完全割断与文化传统中较为保守的一面的联系，承载了过于沉重的旧文化信息；另一方面，新文学的“横的移植”特性，也使它价值判断，不知不觉间发生了某种新的倾斜，通过文学革命获得现代“纯文学”正宗地位的小说、戏剧，指的主要都是来自西方的新东西。新文学早期对于旧派通俗小说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或许也多多少少有一点低估了它可能具有的正面意义，抑制了文学发展的多样性和多层面的可能。
　　但说到底“通俗小说”毕竟还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学现象，而它在中国现代文化发生过程中的作用，也是不应低估的。“五四”时期，经过新文学作家对鸳鸯蝴蝶派和黑幕小说的两次批判，这类小说似乎大有被逐出“文坛”的趋势，然而，这只是就新文化阵营和新文学“文坛”的情况而言。由于植根于本土文化，又比较贴近大众文化趣味，在社会文化的中下层，尤其是在市民社会，它仍然拥有广大的读者，而它的实际发展过程，又与新文学的发展之间开始发生一种双向渗透的复杂过程。受到新文学批判、挤压的通俗小说，在发挥着传统写法优势的同时，悄然向新文学学习。也正因此，我们就既读到了像《江湖奇侠传》、《蜀山剑侠传》，这类笔法诡异奇绝的超现实梦幻描写；也读到了像《啼笑因缘》、《金粉世家》这样可资雅俗共赏的作品。与此同时，不同程度认识到自身局限性的新文学小说，也在悄然向通俗小说学习，而这只要提一下20年代的张资平、叶灵凤，30年代的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