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新田园生活”

　　作者：未知

　　当城市化浪潮席卷而来，当社会势不可挡地步入工业化、后工业化时代，人们在渐次获得丰裕的物质生活时，承受的精神压力却越来越大。人们或许多赚了一把铜钱，但可能为此付出了经年的幸福。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念那些逝去的日子，那些清贫但却自然、舒缓、快乐的日子。其中的部分人群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试图远离这个钢筋、水泥构成的世界。
　　一些人等在城外，想早点冲进来；一些人想冲破围城离开。在都市这个蕴藏着梦想，同时又磨灭着梦想的地方，我们是该痛苦地留下来，还是选择安静地走开？还有，我们是否真的可以或者愿意离开都市？
　　
　　“今天，我们选择离开！”
　　
　　镜头一：在广州城郊箩岗区的一条山谷里，藏着一片很大的湖泊，一些用树皮和竹木搭起来的房子，散落在山与湖之间。屋前种满花草、果树、蔬菜；不远处鱼塘里，放养的鱼儿自在地游去游来；圈养的鸡、鸭、鹅不时地嬉戏、打鸣。屋檐下、窗台前悬挂着的一串串玉米、辣椒，在秋风里悠悠晃荡。这里的"人家"没有电视、空调、洗衣机，煮饭用土灶，洗衣趟小河；他们过着自我耕作、自食其力的生活。
　　享受着如此“采菊东离下，悠然见南山”式的“新田园主义”生活的，不是当地的农民，而是一个叫做"懒人部落"里的成员们。他们是一群年龄介于30岁到45岁之间、有着高学历和较好的经济基础的“精英”。与城市白领们一样，他们一般都经历过“一心扑在工作上”的日子，但现在，他们感到身心疲累，他们要“放下”高速旋转的生活，基于“回归自然”的共同心愿，他们走到了一起。于是，一个追求舒缓、平和、自然的“懒人部落”成立了。
　　部落的发起人龙先生感慨说，长期的城市快节奏生活让人疲惫，我们要返朴归真。部落虽然离闹市广州很近，但在感觉上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
　　“就连喝的酒也是我们自己用粮食酿的。”每当说起部落，组织者之一的劳少萍总是一脸的兴奋与自豪，“我们就是想让生活变成‘慢板’，让自己可以静下心来细细地体会和品味生活的细节。”
　　镜头二：从杭州到上海来发展的程苏（化名）眼下正在“筹划”她一年之内的第十次搬家。都市工作、生活给她的压力太大，孤独感总是难以消除。她先是被动，后来主动地搬家、再搬家，在这个国际都市的“围城”里东挪西移。她似乎只有在频繁的“迁徙”中才能找到内心短暂的安宁，只有用自我营造的“离心力”来抵消城市生活所形成的压力。每次搬家她都积极地认识邻居或合租伙伴，一大早跑出去找菜场和公交车站熟悉地形。但过了一段时间，“突然又觉得生活了无生趣，甚至想到自杀。”结果，就又想到搬家。
　　医生诊断她患有压力之下的躁狂抑郁症，频繁搬家的心理学解释是：对城市的本能逃离。
　　像程苏这样的“患者”，在年轻人中间不是一个，而是占有不小比例的一群。城市生活中，这部分人的受教育程度往往很高，而且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同济大学医学院临床一系精神医学教研室主任、上海第十人民医院医学心理科主任朱荣申教授介绍说，上海近几年来已经成为国内躁狂抑郁症发病率最高的城市。这与上海的发展迅速、生活和工作压力大密不可分。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博士徐翔指出，不管是彻底的离开，还是持续性地搬家，都是因为不堪重压的外在表现。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加快，增强了人们涌向城市的“向心力”；另一方面，城市的高速运转，又在制造巨大的离心力。都市人在不停追赶的神色匆匆中，日渐失去了对生活和自我的把握。主动“逃离”，是想在城市的漩涡外找到一个喘息的机会。
　　如果说上述冲出“都市围城”的种种举动是重压之下发乎内心的主动逃离，或者说是“精神逃离”，那么，都市生活中还有大量搀和着经济因素的被动“远离”，确切地说，是物质层面的“若即若离”，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其一是因为城区居住成本过高，甚至是居无定所，这客观上使得许多人被动地游移于城区与郊区之间。
　　在北京的年轻白领中，眼下流行着“5＋2”的生活方式，即在郊区购买一套大房，在市区租一套小房。周一至周五住市区便于工作，双休日到郊区去放松身心。
　　据了解，目前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人群，家庭月收入多在7000-8000元以上。他们工作压力大，需要经常加班。虽然在市内购房便于生活和工作，但高企的房价让他们望而却步。不得已，这种钟摆式的生活方式成了他们的首选。
　　在一家公关公司供职的“5＋2”生活者李盟说，这种“两栖”生活方式，是对城市短暂、间歇性的“游离”，而实质上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其二，从一线城市到二线城市、小城镇“安顿身心”的“脱离”。
　　在上海工作了半年的小陈，经过再三考虑，背起行囊和梦想，回到了南京。
　　“上海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但真正居住下来，才发现它并不如我想象的那么好。白天走在路上，满眼都是匆匆的步履；夜晚在梦中还会因为想起白天未做的事而惊醒。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或者说这不是我想要的全部。”谈起这段经历，小陈显得大失所望，“我希望生活丰富多彩，而不只是加班再加班。所以我选择南京，因为那里节奏没有这么快，更适合生活。”
　　徐翔博士认为，来到都市是因为追求更好的生活，离开都市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二线城市、小城市不象大都市那样繁华，但也没有“围城”中那么多的拥挤、嘈杂和忙乱。人们享有更多的阳光和闲暇，在精神上少些紧张、抑郁甚至恐惧。因此，退而求其次的“脱离”大城市，也许正是现代人向往平淡的内心反应。
　　
　　那么，人们真的能够离开大城市吗？
　　
　　“都市的生活自有它的魅力，当我们走远后又会留恋这种繁华。”从事时尚行业的华先生这样说。在他看来，人们不能真正离开城市——或者说与城市之间的关系注定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原因有二：
　　一是城市化进程不可能停止，只会越走越快。城市就像一部高速运转的机器，个体只是机器上的一个小部件。机器不停，部件永远处于运动状态。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进一步加快。农村在城镇化，城镇在城市化，城市在都市化，都市在“城市带化”。现在的长三角地区就已经成为世界上第六大城市带。有多少人能离开富集了巨大资源的城市或城市带，做“飞离”城市机器的零部件呢？
　　二是尽管个体可以选择其他的生活方式，但离开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精神的闲适需要用未来的事业与经济条件来交换。在今天这个物质化的社会，又有多少人甘于清贫而无忧的生活呢？“清贫乐道”的心智已经疏离我们很远了——人们向往从前，但无法真正回到从前，正如没有人能够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当然，拥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者可以另当别论。譬如“懒人部落”的族员，经历过事业辉煌之后的归隐，也许更像是一种享受。但如果有一天他们也囊中羞涩，“懒人部落”还能存在吗？
　　
　　未来选择什么？
　　
　　有调查显示，近年来，城市居民的工作倦怠、职场困惑、心理压力等方面的问题，在国内许多城市日益凸显。我国25.05%的上班族认为自己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
　　另有一项针对城市职场压力的调查显示，近三年内，就业者的压力感呈持续上升的态势。对2003年、2004年和2005年前三个月的分析显示，相对于2003年，就业者的总体压力2004年上升了21.5%%，2005年上升了52.3%；与此相对，就业者的总体幸福感逐年下降，2004年为上年的88.6%，2005年为2003年的72.8%。
　　“都市化并不是生活的唯一选择，人应该选择更合适的生活！”在毕博会计事务所工作的李小姐坚定地主张。外派芬兰的一段工作经历让她“醍醐灌顶”：原来忙碌、疲累的生活“围城”之外，还有另一番生活的天空。在芬兰，人们并不刻意追求生活在大城市，甚至不觉得大都市一定比小城镇优越多少。无论身在都市还是城镇，人们都没有加班的概念，下午一定会有下午茶，“这是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我以前所膜拜的上海生活，每天穿梭于办公室和家之间，仿佛从一个硕大的火柴盒走进另一个火柴盒，而连接两个盒子的是一条长长的地下通道。不加班的周末闷头大睡几乎是最好的休息方式，或者一夜泡吧，让啤酒的泡沫淹没所有的烦恼。”李小姐无奈地耸了耸肩，“工作日每天只有在走向地铁或走出地铁的短短20分钟时间里才能够感受到太阳、月亮、星星和风。这种耗子式的生活让我感到窒息。”
　　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顾老师分析说，人们选择离开城市，其实是一种逆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城市的发展必然会吸引众多的淘金者。集聚效应产生的规模经济使城市不断发展进步。但发展到一定程度，拥挤、喧嚣等城市病开始影响人们的生活。职业压力的剧增也使人们在心理上需要更大的缓解空间。
　　据悉，在上个世纪70年代，国外很多大城市开始走向逆城市化。伴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人们逐渐选择到郊区生活。让工作与生活划清界限，这是国外的很多都市人保护自己的方式。
　　在西方城市化规模已经超过了80%的今天，我国正处于城市化的加速期，城市化规模还不到50%。但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已经与国外的水平相差无几了。都市里的人大部分经济比较富裕，在得到物质的满足后，人们更加向往的是精神上的舒适。
　　徐翔认为，适当地远离城市，已经成为西方普遍的生活方式。这也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发达国家的现在，就是我们发展的未来。”当现有的生活方式渐渐远离人们的追求时，人们会主动地作出新的选择，这正是都市人自我把握的一种表现，“我们只为自己而活！”
　　不过，社会学者顾俊也提醒说，西方国家已经完成了社会财富的积累，人们可以享受高福利，可以过节奏缓慢的生活。这是后工业化时代的特征。而中国还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财富积累还没有完成，社会强调每一个劳动者的付出。但也许，人们可以在紧张的生活中尽量给自己创造一个舒缓的小环境，比如在城市建设时更多地注入以人为本的理念，让城市的环境趋向于自然等，“让人们站在城市的土地上，也可以仰望星空！”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