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对青年的文化担当很乐观

　　作者：燕舞
　　
　　11月15日，北大未名湖畔古色古香的临湖轩，来自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学者们和北大、清华、中国社科院等单位的中国学者济济一堂，研讨“启蒙的反思”。“我希望，广义的‘文化中国’有一个我们这样讨论学术的平台，也希望大家就我们这个文本提出批评意见。”“当代新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如是说。
　　这位65岁的哈佛大学教授、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用的名片正面只有“杜维明”三个字，显然是对自己的学术声名很自信，至少在中文世界。
　　杜维明说的“这个文本”，是江苏教育出版社最近推出的《启蒙的反思》、《全球化与文明对话》、《儒家传统与启蒙心态》等组成的蔚为壮观的“哈佛燕京学术系列”。《启蒙的反思》首篇收录的是杜维明和他的同事黄万盛七八万字的对话，“主要是从儒家资源出发对启蒙的困境做出比较全面的回应。”在对话中，他们对“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样的儒家经典提法进行了“新解”：“不能用最高原则要求老百姓，同样，不能用最低标准要求大夫官僚、承担更高社会责任的人，也应当包括知识分子。”类似的“新解”就是杜维明们的对儒学当代性转化所做的努力。
　　杜维明还引用东京大学学者渡边浩等人的观点，认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在于“儒学的普世化”。这成为这次研讨会争论的焦点之一，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逐字逐句地对杜维明和黄万盛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在太多形而上的学理化表述之外，通俗易懂也是宣扬学术思想所必不可少的。深谙此道的杜维明准备了多张1000元和5000元两种面额的韩国纸币，因为这两种韩币的正面都是韩国历史上著名的儒家学者，背面都是书院。1000元的韩币，正面是有“韩国朱熹”之称的哲学家李退溪（1501～1570年），他为朱子学说在朝鲜半岛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纸币背面则是李退溪创办的陶山书院，相当于中国的岳麓书院。
　　研讨会后，杜维明的太太催促着他赶去参加清华大学的一个学术报告：“那么多小孩儿等着你，你好意思迟到？”夜幕降临的北大校园，广播里响起了“二人转”，杜维明和笔者边走边谈，于是，有了下面的对话。
　　
　　“我不太接受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的看法”
　　
　　问：最近一两年来，祖国大陆对弘扬传统文化有不少举措，内有白鹿书院、复旦书院的相继开设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开办，外有政府主导的孔子学院在韩国等国家的设立，据说法国等地也掀起了“汉语热”。但这些现象，却被一些学者称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您的看法如何？
　　杜维明：我不太接受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的看法，因为保守、激进，都是政治用语。文化的传播与发扬，不完全属于哪一种社会。比如说，马丁·路德，他想让人们了解他们的希伯莱文化。他要发展犹太教精神，难道能说犹太教是保守主义的吗？
　　美国有一个著名社会学家，叫丹尼尔·贝尔。他说，我在政治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追求个人自由，追求人类自由；在经济上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注重分配，注重平均；在文化上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我也是不认同的。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发掘的文化资源非常薄弱”
　　
　　问：那么，您怎样评价各地兴起的“传统文化热”？
　　杜维明：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就有了共识：不管你属于哪一个学派，哪一个范围，开发传统资源，是我们大家的共同任务。因为我们的资源不是太厚，而是太薄，尤其是深刻的学术文化资源。我对于“文化中国”做了一个考察，在“文化中国”的知识界，文化资源、精神资源的挖掘比较薄弱。我们很突出政治、突出经济、突出娱乐，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发掘的文化资源——文学、哲学、历史、音乐，是非常薄弱的。所以，我觉得，无论是海外的华人社会，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及中国香港、台湾，还是祖国大陆，大家都应该全身心地来开发传统资源。
　　不过，现在我看到一种可喜的迹象，这些迹象能不能成为文化运动还是个问题。你刚才说到的成立国学院、孔子学院，开设书院都只是迹象。我希望这些迹象不仅仅是商业操作，或者是为了媒体效应、为了一己之私，而是为了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我觉得，现在全部这些力量加起来，还是非常薄弱的，还没有成为文化运动，与德国的歌德学院相比有很大的距离。
　　问：在我们的文化输出过程中，有些批评者认为，政府主导的输出行为，其生命力可能不及市场主导的文化输出。您又怎么看？
　　杜维明：即使德国的歌德学院，也是民间力量与政府合作的。日本的一些基金会，向全世界讲一些政治理念，但是它也和实业界合作。韩国也是这样。任何行为能不能符合知识界的要求，关键是能不能让学术界、知识界的人来主导，文化交流的方向能不能由学界来确定。
　　
　　“‘韩流滚滚’是几十年努力的结果”
　　
　　问：您曾多次提到韩国，韩国的文化产品对我们的冲击非常大。韩国和我们同属于所谓的儒家文化圈，历史上受中国的影响很大，但现在反过来“韩流滚滚”，您认为我们在文化上有什么需要检讨和反思的？
　　杜维明：事实上，“韩流滚滚”是几十年努力的结果。我老早到韩国去，他们就在讨论这个问题：怎样让韩国的文化回到中国？韩国人认为，中国虽然是礼教的发源地，但目前在很多地方，儒家传统非常薄弱，甚至荡然无存，韩国的学者有责任促使韩国的文化回流到中国。许多日本人也有这个观念，他们要把儒家传统带回中国。他们通过象征符号，通过电影、戏剧，把一系列关于忠、孝、仁、义、爱的传统价值观带回中国。比如，在《大长今》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在祖国大陆熟悉儒家经典的人多得让我惊讶”
　　
　　问：在《启蒙的反思》一书中，对于“五四”的反思，占了很大的篇幅。您对“五四”那一代人的敬仰之情也特别明显。您说：“我们应当能够理解‘五四’的那批精英都是年轻人，出名的时候也只有20多岁，非常了不起，这是青年文化，而且，那些人（如鲁迅、巴金等）所受的中国传统的熏陶很厚。”您也曾经举过例子，胡适当年27岁就做了北大教授，梁漱溟28岁就写了《东西文化及哲学》。请问，您怎样看待今天青年人在这个转型时代所担当的文化责任？
　　杜维明：现在，我对祖国大陆青年人的文化担当很乐观。我的感觉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大陆的大学生们，不可能认同儒学，也不会花很多时间把儒家经典当作圣典来读。现在不是这样了，无论是在政府、学术机构，还是在企业、媒体，老中青几代人，他们都能真正进入了“文本”。当然，也有很多人“文本”念不通，但熟悉儒家经典的人已经很多，多得让我惊讶。当我去做报告时，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认为儒家的东西可以开发、可以弥补我们的不足。这不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在北大，不管是光华管理学院，还是哲学系、历史系，从年轻的教师一直到研究生和大学生，许多人比我更熟悉“文本”。
　　问：您的同事黄万盛和您对话时认为您在国际上获得的认可多于国内，国内很多学者有意忽视和批评您，您觉得尴尬吗？
　　杜维明：这个，我不认可。国外的认可只是赞美、欣赏，就是欣赏你的成就，因为你得过很多奖。这只是极少数人，只局限于学术界或是认识我的文化界。但国内则不是，国内是一个更宽广的层面。批评、赞美，各个声音都有，但他们对于我们的文化发展是真正关切的。
　　
　　来源：《中国青年报》